进藤荣一

国际东亚共同体会长兼顾问

筑波大学研究生院名誉教授

日本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

 

“一带一路的提出，预示着中国从全球化的参与者转变为全球化的缔造者。”

王羲危（木へん）.《详解一带一路》.日本侨报社.2016年.20页

“现今的国际秩序如果不能应对新的经济现实，它就会成为明日黄花。讽刺的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反而能反应出当下的经济现实。虽其成果还未得见，但是面对由美国以及欧洲主导的“外部”力量，中国将稳步推进全球治理转型，持续迎接挑战。” 

Allen·Guidici.全球亚洲.秋季刊 2015,46页

 

一、言论与现实

在19世纪产业大革命的背景下，第一次全球化浪潮袭来，不列颠治世的秩序（ Pax Britannica ）应运而生。随后，20世纪工业革命的背景下，第二次全球化浪潮孕育出美利坚治世（Pax Americana）。现在来到了21世纪，在信息革命的背景下，第三次全球化浪潮正在昭示着亚洲治世（Pax Asiana）、属于亚洲的世纪正在来临。

换句话说，“欧亚新世纪”的登场，是以中国为中心，以“一带一路”倡议为象征，之后在亚欧地带不断扩散。一带一路不仅体现全球力量转移以及国际社会结构转型，同时也预示欧美力量主导的欧洲近代的终焉。

有些研究中国的日本专家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像是从地上看星星一样，虽然熠熠生辉但是触不可及。但是，事实绝非如此。“一带一路”绝对不是习近平主席心血来潮的“玩具计划”，在习近平政权结束后也不会像天空中星星一样消失殆尽。

“一带一路”倡议体现出了本世纪的国际结构转型。它不是一个简单政策制定过程，而是结构的变化。自倡议提出以来已经五年有余，在此期间，一连串设想得以实现，并使得政策结构清晰化。

首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3年9月哈萨克斯坦提出共同建设“陆上丝绸之路”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以建设欧亚铁路运输线路为中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欧班列），形成以西安为起点，从中国西北部经由亚洲中部最终到达欧洲大陆的横跨欧亚大陆的铁路运输线路。

紧接着同年10月习主席在印度尼西亚提出“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泉州为起点，连接中国沿海以及东南亚、斯里兰卡、阿拉伯半岛沿岸、直至非洲东岸。

甚至在2018年1月中国政府把从亚马尔LNG基地出发，以北冰洋为主要航道的冰上航线确定为第三条丝绸之路。

这一系列倡议的原点在于2001年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它把欧亚各国一系列相似的行动联系起来。这一系列的倡议包括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蒙古的“发展之路”、伊朗的“铁道丝绸之路”到欧盟的“欧洲丝绸之路计划”、波兰的“琥珀之路”、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也涵盖了韩国文在寅政府提出的南北朝鲜、日、俄、中、蒙古六国参与的“欧亚铁路共同体”倡议。

从这个角度来看，一带一路早已不是习近平政权领导下中国一国的政策了。所谓“龙之爪”理论，即简单归结为中国的扩张主义已无法对此进行解释。它早已覆盖沿线各国，延伸各个大陆，以多边项目的形式不断发展壮大。2018年至今，中国已经与108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缔结118份协议，中欧班列累计达到1万辆，实现欧洲15个国家43座城市的互联互通。

从这个方面来说，在美利坚治世的结束后，“一带一路”是从欧亚中孕育，并以欧亚为中心，“多极化世界”的展现。换言之，是第三次全球化浪潮引发的全球化力量转移的展现，国际结构转型的展现。这与寻求21世纪全球治理的运动不谋而合。

 

二、和马歇尔计划的异同

“一带一路”倡议常常与马歇尔计划放在同一位置，进行历史比较，这也是可以的。马歇尔计划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了欧洲复兴美国所主导的国际战略，也成为了美利坚治世的开端。相似地，一带一路是在世界金融危机结束之后，为了欧亚复兴所提出的以中国为主导的国际战略，也会成为亚洲治世的开始。

当然，我们必须要注意到“一带一路”倡议和马歇尔计划显著性的不同。

第一是关于规模。马歇尔计划的覆盖范围是欧洲16国，在1948到1951年总投资金额为102.6亿美元。而一带一路倡议覆盖了70个以上沿线国家，GDP占全世界55%，总人口高达40亿，而在2016年年末总投资高达2851亿美元。（注1）

第二是关于外交形态。马歇尔计划对苏联实行封锁政策，最终形成欧美军事同盟，北约一心同体的方式进行推进。而与之相对，一带一路是以非同盟中立主义为基准，与沿线各国、各地区共同构建实现双赢的社会经济关系，最终以“伙伴关系”的形式进行展开。

第三是关于对象领域。马歇尔计划是以欧洲发达国家的复兴为对象的。而一带一路是以东南亚到东非的发展中地区为主的，最终目标是减少区域内外的不平等，贫困、恐怖主义和战争冲突，因此包容性成为建立合作关系的主要因素。

第四是关于发展战略。马歇尔计划主要是为了回复欧美发达国家生产力，扩大商业市场。而一带一路主要侧重于通过铁道、港湾等基础建设不断强化国家、企业以及地区间互联互通。

第五是关于指导原则。马歇尔计划是以最大化生产力作为复兴欧洲的指导理念的。而一带一路是，面对过剩工业产能和地球温暖化，以可持续发展以及与欧亚各国共生为理念，依照《中国制造2025》行动纲领中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制造强国，以这些背景前提下进入人们的视野中。它表明，21世纪全球化的治理正在从世界各国差距不断拉大的零和关系，转变为促进地区共荣，减少地域差距的正加关系。习近平主席在回顾公元6世纪东西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时，把这个终极目标称之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 展望帝国终结后的世界——寻求新治理

事实上，在第三次全球化中，美利坚治世最终会以两种方式标志着灭亡。

第一是关于军事力量。与上述两次全球化所形成的国际秩序不同，在新世纪中，军事力量并不等于实现“国家财富”。

当然，信息革命创造第三次的军事革命，并研发了一批尖端武器。 在庞大的武器集团的支持下，美国已在全球部署了800多个军事基地，并使其全面运作。这其实是继承了罗马帝国帝国属性的“过度扩张”。

但过度扩张会引发自下而上的民间叛乱，会动摇以帝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建构、维护和稳定，并会持续削弱以民主原则为理念的帝国意识形态。这个因素让近代欧美由不断的“领土争夺战争”——最大化领土以求得财富来源的做法，转变为经济制裁、军事同盟为主的欧美主导的全球治理模式。这个因素将促进“一带一路”的开展，通过加强连通性来达到消减贫困和减少地域差距的目的，这是欧亚的全球治理模式。

其次，与上述两次全球化所形成的国际秩序不同，21世纪的信息革命创造了新世界，这个世界中货币、商品与人，以及技术和信息可以瞬间跨越国界。“一台汽车需要在多个国家生产的世界”已经来临。

在国家之间增加关税，追求国内生产力最大化的时代已经结束。通过地域合作以及区域一体化使得国家财富最大化的时代已经来临。

亚洲的价值链已经延伸至全球，并引领世界经济。美国信息产业的主导力量，包括苹果、谷歌在内的四大科技巨头“GAFA”的大部分产品零部件，已经在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地区生产。 例如，在440家左右的苹果供应商中，在美国国生产的厂家数量仅为60家，而中国却又349家，日本有139家，台湾有42家，韩国有32家，菲律宾有24家，新加坡有17家。（ 《周刊ASCII》 2014年3月8日号）。

事实上，美国发起中美经济战争，正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将自己卷入到“不可能胜利”的战争之中。

21世纪信息革命，要求持续“制造”创新的同时，也使得与市民社会持续性发展无缘的生产力最大化模式，和国家财富与公民财富的增长没有半点关系。

但是美国以20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的形式从原来“造物主义”变成了“造钱主义”。掌握着信息革命的金融赌场资本主义与不断扩大贫富差距的新自由主义的力量不断增强，造成现在1%对99%的超级不平等社会，并且公会参与率也下降至8%，社会经济力量不断衰退，他们自己加速帝国的终结。

一方面，21世纪的信息革命使得邻国间互相依存的同时也可以创造财富，因此中心和边境地区的差距不断缩小，重新焕发市民活力。而最大化生产力会增加二氧化碳排放，加速地球温室效应。

总而言之，新世纪已经成为这样一个时代，无论是国家、企业还是人民，只要脱离三重共生关系，都不会获得真正的富足。第一重是与市民社会的共生，第二是与近邻国家的共生，第三是与地球环境的共生。

20世纪注重生产力游戏已经结束。当然它的结束也会加速美帝国主义的衰亡，其全球化治理模式也会受到质疑。

以上这一系列的活动，会促进另一种治理模式的发展——“一带一路”，它会强化欧亚大陆国家与地区间的连接性，极大限度地提高包容性，增强可持续发展性。

 

四、超越地缘经济学——日本战略

“如果能支配欧亚大陆，就会拥有挑战美国的势力出现。这是美国绝对不允许发生的。也是冷战后美国的最高命题。”冷战结束后，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一语道破。（《世界是这样运作的》）

这可谓是至今为止帝国实行的世界战略，也是地缘政治学的要义。地缘政治学最早是借地缘经济学的名称兴起的学科。在美国不断衰退，一带一路稳步推行的21世纪，地政学被广泛应用于中美经济战争中。那些所谓“地政学”的研究，不断批判“一带一路”，认为是中国的“扩张主义”。

举个例子，比如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和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的建设。

前者被指出，中国向斯里兰卡政府提供了超越其偿还能力的资金，并强占港湾99年的权利。 后者，有人批评它会由于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的领土争端问题遭到抵抗，并会激化地区冲突。

但是，正如本书专栏朱建荣教授所说，中国对斯里兰卡贷款总额仅为斯里兰卡政府外债的10.6％，甚至低于来自日本贷款总额。 而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并不是印巴边境的争议之地，巴基斯坦曾就中美邦交正常化四次充当秘密谈判的角色，从中起到重要作用，因此和中国关系亲密。此外，港口归属是按照BOT（建设，运营，转让）原则进行管理，以利润返还当地政府的形式进行运营。

此时，我们必须关注的是，中国一边不断反复试错，一边强化着以港湾建设为首的一系列基础建设的互联互通性。它不仅会使当事国收益，也会给沿线各国带来三种潜在的好处。

第一是巨大空间带来正面效果的潜力。

欧亚大陆地域广阔，被山脉、沙漠、海洋和河流等阻断，这种大空间阻隔被认为是一种抑制发展的因素，导致发展不充分，带来贫困。 然而，信息技术的革命使得被阻隔的自然空间彼此连接变得容易。广阔的空间创造广阔的市场，基础设施投资可以实现投资与发展的良性循环。大空间从负面因素变正面效果的转变，有助于亚洲区域的富足和繁荣。

第二是相互制约带来政治与外交上安定的潜力。

超越国界大范围的基础建设投资，不仅需要巨额的资金以及高超的技术，还需要建立跨国的联合开发管理体制。因此，在进行海洋、大陆相关的能源开发和资源合作时，在进行铁路运输路线和信息通信网络的开发与建设时，超越国界的合作关系是必不可少的。

此外，关联国由于共同合作的关系，被受到外部的制约，有助于压制那些单方面扩大领土和领海的不当企图。来自外部的制约会压制包括中国在内的有关国家潜在的“扩张主义”，成为很好的威慑力量。

这是一种“合作安全保障”的战略机制，通过建立多边合作，不仅为参与国带来双赢，还有助于区域制衡。 欧洲煤炭共同体中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它欧盟的起源，并且成功阻止中国进行东海气田开发计划。

 

最后，有重振日本经济的潜力。

在狭窄的群岛内建立大坝或高速公路网络，日本能够实现繁荣发展的时代已经结束。在一国国内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已达到极限。目前日本应该实行的战略是，在欧亚大陆地区的第三国与中国开展合作，共同投资基础设施，共同参与开发和管理。这种转变可以被称为从20世纪单一国家繁荣主义到21世纪“连亚连欧”新道路。也被称为后现代的序幕。

从这个意义上讲，正如下面几章所要阐述的一样，“一带一路”倡议标志着从美利坚治世向欧亚新世纪的转变，并推进另一种全球治理模式的发展。

注1：截止2016年底的预算规模如下所示。港口建设456亿美元，相关基础设施投资2135亿美元（亚投行，新发展银行，丝绸之路基金），新兴产业集群投资（36个国家，77个地点）242亿美元。总计2851亿美元。不包含其他自由贸易区预算。（来源：维基百科）。